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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2 12:35:42  来源:国内新闻网-人民日报
 

  原标题:[上观对话前特首梁振英 ]严峻形势面前,香港每个有权力、有责任的人都应有担当

  专访梁振英是在中环半山区坚尼地道28号内。这幢黄白相间的意式小楼曾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谈判所在地,如今成为特区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工作人员领我进入1楼1号会客室,这间原是中英联络小组的接待室,特区区徽悬挂正中。“梁先生之前的会没结束,请先等一会。”

  那天是11月11日。从铜锣湾酒店到梁振英办公室路程不过3公里,路上却花了我45分钟时间。先是巴士缩线,后是地铁站口落闸,再是过街天桥封闭,最后只能靠两条腿走到采访地。原先车来车往的金钟道异常冷清,只有无法前行的叮叮车孤零零地趴在路中间。港媒说这是香港最暴力的一天,一星期后再看理工大学场面,感觉当时评价还过于乐观。

  “香港怎么会变成这样?”这几乎是所有人想知道的问题。作为前任香港特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这30多年深度参与内地改革开放与香港社会管理,相信这些经历对理性看待香港局势有很大帮助。

  10分钟后,梁振英走进了会客室,和大部分香港高级官员一样,身着深灰色西装、戴藏青色领带、白色衬衫配上精巧的袖钉。简单寒暄后,我给他看了1990年5月9日《解放日报》对他的专访《上海,要敢为天下先》,当时他的身份还是香港仲量行董事,时年36岁。梁振英对此很是感概,说时间过得太快了。而我们的交流,就从他与内地的故事开始。

  测量师梁振英:能把所学报效国家,感到非常光荣

  上观新闻:第一次来内地是什么时候?

  梁振英:1977年8月1日。那年我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我们一行四人花一天时间去深圳那一带看看。进海关时要填表格,海关人员问我职业是什么?我说是测量师。手续办完后,他把填好的副本给我,上面职业一栏写了“工人”。可能内地都不知道测量师是什么意思。

  当时深圳一带没什么汽车也没公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靠自行车。虽然还没改革开放,但南方人比较灵活。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你坐在他车后面,一毛五分钱把你从一个地方拉到另一个地方,成了Taxi(出租车)。

  上观新闻:作为学土地管理专业的测量师,之后您参与了1988年上海首次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

  梁振英:当时我是上海市政府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顾问。1987年底,上海市土地局局长蒋如高等人来到深圳,向我们香港业界咨询首次卖地该怎么操作。我提出,应该仿照香港做法招标,原则包括“公开、公平、公正”“谁都能买,价高者得”,也就是现在说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上海朋友基本上同意。

  临走前我忽然想起来,上海第一次卖地,操作起来可能会出问题。于是我建议上海派个小组来香港,用一周时间起草标书。我还说,上海总有一天会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卖地这件事情,因此这份标书应该有英文版。

  几天后,上海方面回复决定派小组来港。1988年1月,王安德、周友琪、朱克君三位来到香港。大家每天在我的办公室见面,白天趴在桌子上起草标书,晚上他们给上海打电话汇报情况,上海答复后再修改。一个礼拜后中英文标书都完成了。首次土地出让很成功。

 右二为梁振英。 右二为梁振英。

  上观新闻:从土地无偿划拨到有偿转让,算不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标志?

  梁振英:土地是任何一座城市的宝贵资源、生产资料。土地总的供应量是有限的 ,每一块土地都要做到“地尽其利”,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市场。比如说,这块地做非工业用途, 那就有很多选择,可以盖住宅、办公楼、商场、酒店。至于这些用途选哪种,这就不是政府来定,而是市场来定。也就是地产商凭自己的眼光来定,市场需要什么,他就去做什么,这也是比较先进的、国际性的做法。

  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批租,地方政府能够得到卖地的收入,用这些钱再做基础建设,开发更多的土地,再投放进市场。基于这样一个良性循环,使得上海和其他内地城市都够在过去几十年内迅速发展起来。

  上观新闻:几乎在与土地批租同时,您还提出上海住房制度改革。

  梁振英:过去上海人的住房都是“大锅饭”,公家分的房子。考虑到公房租金收入很低、维修管理费用很高,政府作为房东来说,公房不是资产而是负债。我当时提出,有些公房是不是可以以一种比较低的、符合老百姓购买力的价格卖出去,让住在里面的市民拥有第一套房子。规定若干年内不能转售,但限期过了就能卖出去。靠卖房的钱和自己的积累,市民可以再买地产商开发的新房子,也就是培育了买房的需求,形成了流动的置换市场。

  从租公家的房子,过渡到拥有公家卖给他的房子,再到去市场上买地产商的房子。上海住房制度改革是成功的,现在上海的住房拥有率比较高,肯定比香港高。这也为整个内地土地制度改革与相关住房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执行能力、开放思维,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决心。我们只是在技术层面提供了一点意见。

  上观新闻:怎么评价自己在改革开放早期所做的工作?

  梁振英: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我们在香港这个长期实行市场经济的地区生活,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不能评价自己,但回头看,在改革开放这个大时代能够参与这些工作,把自己所学报效国家,贡献一点点力量,感到非常光荣。

  特首梁振英:我们各方面跟内地联系密切,一定要多去内地走走看看

  上观新闻:2012年7月您成为第四任行政长官。上任伊始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梁振英:主要有4个:住房问题、相对贫穷问题、老人社会问题和环保问题。这是我竞选特首时政纲里的主要内容,也是香港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

  比如住房问题,香港房屋供不应求的关键是供应不够,王道的做法就是加大力度增加土地供应。有些地产商,不能说全部,会感觉自己的利益受损。但作为行政长官与特区政府,我们要从全体市民出发,谋求最大的利益。截至2017年3月底,也就是我这届政府执政尾声,未来3-4年里一手住宅的供应量预计约为9.6万个单位。相较我这届政府上任时高出了48%,也是创自2004年9月起政府按季度公布供应数字以来的新高。

  关于环保问题,社会最关心的是空气污染。当时,电视新闻中为了表明当天空气污染程度,会放中环行人过马路时手捂鼻子的画面。我们在控制汽车尾气污染、发电厂污染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现在香港的蓝天数量越来越多。

  上观新闻:在您任内,香港与内地间的关系有什么变化?

  梁振英:最明显的变化是,我到内地去访问的次数,比前两任行政长官都要多。我上任前香港社会有个看法,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为什么行政长官和政府官员还要到内地去?我说,我们在社会、经济、民生等各个方面跟内地联系密切,所以一定要多去内地走走看看。

  就拿上海为例,过去沪港间有经贸合作会议机制。我在与上海市长共同主持会议时说,香港和上海的合作不仅限于经贸领域,金融、教育、环保等方面都可以合作。我建议把“经贸”拿掉,以后叫沪港合作会议,体现全方位合作。后来名称确实改了。

  上观新闻:该怎么理解您常说的香港与内地合作不是零和游戏?

  梁振英:我先举个例子。香港和伦敦都是航运中心。香港的航运中心主要体现在码头业务上,伦敦既不是港口城市也没有码头,它的中心地位体现在办公室里做的航运业务,包括船舶买卖、租赁、融资、注册登记、保险以及这些事的法律服务,包括起草法律文件、诉讼等。伦敦这些业务的人均产值,肯定要比码头上的工作要高。

  所以我说,国家给香港一个任务,支持香港巩固与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发展。“巩固”就是今天有的不要丢了,“提升”不仅是码头越做越大,那只是扩大,而是要往高产值、高端方向发展,做类似于伦敦的业务。比如,用好香港国际环境、普通法制度、独立司法机关、语言方面的优势,做更多的海事法律业务。

  我说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香港与临近的广东港口城市的关系。我们做码头,广东也做码头,这就有潜在的竞争关系,而且香港如今做码头的成本越来越高,竞争力会下降。要是我们做类似于伦敦的高端服务业,那双方的合作就相得益彰了。

  外界关心的香港与上海的关系也是这样。以我们国家的规模、发展的速度,国家需要的不仅是一个上海、一个香港。两地有必要坐下来对接一下,探讨合作的内容,减少不必要的竞争。香港特区政府作为一个小政府,补充政府功能的是众多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一些行业协会与商会。因此,两地合作如果想要继续提升,除了GTG(政府对政府)之外,还需要加强两地协会、商会之间的合作。

  上观新闻:在您任内,最大的管治挑战是不是处理2014年的79天非法“占中”事件?

  梁振英:这项工作是在中央关心领导下完成的,回头看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也没有影响之后的选举。我们以很大的耐心去处理因为“占领中环”而出现的社会秩序问题。

  那时,我深入参与了保安局与警队工作,几乎每天都与保安局长、警务处长开两次会,如果出现突发事件,还要通电话。他们要知道我的看法,有必要的话我要给他们指示,要把决策的责任扛起来。我还要通过他们知道基层警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当然,这79天每天都很难受、很难过。

  上观新闻:另一件事,就是2016年立法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您会不会感到失望?

  梁振英:我相信立法会的泛民议员会更失望,现在回过头看他们大概也会后悔。香港朋友们应该多想想,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不是一个国家,香港民主的基本概念是地方性民主。地方性选举给予当选人和他领导的政府权力非常有限。香港特首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力,因为其得到民意给予的有限权力之外,还拥有中央政府额外的授权。

  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工作要做,虽然不容易但要有信心

  上观新闻:当选全国政协政协副主席后,您的工作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梁振英:在香港待的时间要比北京多,但我更多的时间是在外面到处跑。我现在主要做“一带一路”的工作、做大湾区的工作,还成立了“共享基金会”,做国际间的医疗援助。

  上观新闻:近期香港局势非常严峻。很多人关注您脸书上的言论,您想传递什么信息?

  梁振英:我当过5年的特首,之前长期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应该说对香港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我还处理过2014年的“占中”事件,当然“占中”的性质与规模和今天不能比,但也有一些经验,希望在网上同大家交流下。

  我在Facebook上呼吁“要过正常的生活”。因为这些暴徒巴不得我们自己乱,他们希望打伤几个人,我们就不敢出门、不敢工作、不敢消费,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我们要对香港未来、对国家发展有信心,不能慌不能乱。凡此种种的内容,以及对暴乱本质的看法、对《基本法》的理解,我都会写几条放在网上供大家讨论。

  上观新闻:为什么感觉香港警队“止暴制乱”工作比较艰难?

  梁振英:警察已经尽最大能力去维持社会正常运作。警察在街上施放催泪烟,只要暴徒散了,警察就收队走人。但警察走了,暴徒又把路障抬出来,警察只好又来了。过去,暴力行为还主要影响到市民出行、工作和收入层面。比如说,暴徒将汽油弹摔到一楼中资银行或者美心餐厅内。火烧起来了,楼上的居民是不会动的,因为他们知道没问题。果然,3分钟后消防车到了。他们唯一感受到的,是警察在街上放的催泪烟,飘进来的刺鼻味道影响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所以有些市民就把怨恨投放到警察身上。现在暴力行为逐渐影响到市民人身安全,相信市民态度也有所改变。

  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这几个月下来警察早就开枪、早就死人了,这是有记录的。采取双重标准,就是美国有些政客虚伪的地方。

  上观新闻:您觉得这场风波会以什么方式结束?

  梁振英:暴力的规模与力量是在反复向下。我们现在看到,随着警方的强力执法,拘捕人数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因为一些偶发性因素会出现一些大的波动,比如科大那个同学离世。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我想强调的是,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一定会有后遗症。我们要走在形势的前面,把这些问题预防好、处理好。后遗症包括教育问题,现在被捕的犯事人中三分之一是学生,以及本地学生与内地学生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香港与内地居民间关系问题、民生与经济发展问题。还有就是香港的对外问题,我已经呼吁很多次,香港商会要到世界上说好香港故事,不能只有反对派的广告产品。

  上观新闻:在您看来,“修例风波”会给香港社会带来哪些影响?会不会影响香港的两三代人?

  梁振英:1988年,我担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去香港多地宣讲基本法草稿,并向北京反馈情况。当时很多人问我,1997年后香港会什么样?我说我从来不猜。要是哪方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就积极、主动把问题解决好。现在也是这样,我不会去猜,而是要发挥各种力量支持特区政府,把问题解决好。

  关于两三代人的问题,我认为想得太远了。我希望每一位有权力、有责任的人都应该要有担当。时代不一样了,让年轻一代人完全用我们这一代的思维方式,对人生、对社会的态度,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现在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做青年的工作即便遇到了困难,我认为还是需要做、值得做、可以做的。比如大学里,从校董会主席、到校长、到老师,都做好他们应该做的事。工作还是要做,虽然不容易,但我们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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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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