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洪志忠 崔允漷
当前，校本课程开发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项基本政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执行力来源于对政策的理解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校本课程的国际经验，立足我国的国情，澄清其内涵和所秉持的理念。
从国际经验来看，校本课程的兴起与教育民主化的进程以及对教育质量的追求是分不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教育，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基础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名为“新课程运动”的教育改革运动。这场改革最大的特点在于高度强调国家课程开发策略，它以学科专家为支配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课程内容。但这种自上而下的课程开发与推广模式，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就。究其原因，是国家课程开发机制固有的特点决定了这场教育改革无可避免的缺陷。首先，课程权力的重心集中于中央机构，而基层学校的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师却没有课程权力，这与现代社会教育民主化的诉求相背离。再者，由学科专家控制的课程，貌似标榜高质量，但对于广大教师和学生来说却是水土不服。面对不同的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多元需求，试图用一个高度集权的课程模式和开发机制来解决复杂的课程和教学问题，这无异于削足适履，教育质量根本无从保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校本课程开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都在校本课程开发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其间虽有起起落落，但校本课程作为与国家课程相辅相成的必需，这一整体的思路并未改变，并且影响深远。
与国外经验相似，校本课程开发在我国的提出是牢牢地镶嵌于社会变革发展的背景之中的。一方面，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新时期教育领域权力下放的精神，赋权增能成为教育民主化的方向。而近年来，政治文明建设的加速度带动了课程管理体系的改革。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系的建立，赋予了基层学校和教师参与课程开发的权力，促使他们实现了从“政策执行者”向“决策参与者”的角色转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建立对人才素质和学校特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经济、知识爆炸、信息时代……这些观念剧烈地冲击着人们对人才规格的传统界定，对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合作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追求成为人才培养的重点。传统的国家课程因为其相对封闭性、同质性、反应慢、周期长等弱点，无法及时灵敏地反映、满足此种需求。而在市场逻辑影响下的学校，如果想打造特色、经营品牌，课程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产品，其建设必然成为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校本课程开发拥有国家课程所不具备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多元性等优点，必然成为国家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随着“两基”的基本完成，我国教育正逐渐从数量规模型的普及式发展走向质量规格型的内涵式发展。教育质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促进学生的成长。人们的儿童观、师生观、教学观、课程观的转向，使校本课程的价值得以凸显，那就是尊重学生不同的特点、需求，提供优质的课程与教学资源，促进学生的个性得到更充分和更主动的发展。由此可见，我们对于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解不应仅仅停留在教科书的更迭、教学方式的改变这种单向的层面上，更应该将它置于时代背景下，视为政治、经济、教育发展交互作用的产物。
这里，很有必要对校本课程开发的内涵作进一步的澄清。校本课程开发常常有两种解释：“校本课程的开发”和“校本的课程开发”。前者指学校自主开发自己的独特课程，可称为狭义的理解。后者不仅包含前者，也包括了对国家课程进行校本化改造，可称为广义的理解。其实，这两者无所谓孰优孰劣，它们所针对的不过是不同的教育管理体制。各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因其传统，大致可分为集权型和分权型两类。这就产生了“中央调控加地方自治”和“地方自治加中央调控”两类课程开发的形式。前者主要的运作形式是在国家课程计划中预留10%~25%的余地作为学校决策的校本课程的范围，后者则是学校在符合国家课程标准的前提下，对实施的课程整体都有决策权。显而易见，国情决定了目前我国的校本课程开发当属前者。因此，在我国，校本课程强调的是，在具体实施国家和地方课程的前提下，通过对本校学生的需求进行科学地评估，充分利用当地社区和学校的课程资源而开发的多样性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校本课程开发指的是学校根据本校的教育哲学，通过与外部力量的合作，针对学生发展的多样化的需求，采用选择、改编、新编教学材料或设计学习活动的方式，并在校内实施以及建立内部评价机制的各种专业活动。
在澄清校本课程开发内涵的基础上，我们不难理解校本课程所秉持的基本理念：一、满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兴趣和需求是校本课程开发最根本的关注点；二、校本课程开发需要保持学校与其周围环境的动态平衡，从而进行主动而有计划地变革；三、校本课程开发通过对学校和教师赋权，改变了课程权力的结构，优化了课程资源的配置；四、校本课程开发使学校成为课程决策的重地，教师成为开发主体。因此，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就在于它自下而上地弥补了国家课程的不足，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学校实现教育目标并形成自己办学特色。这也是我们致力于校本课程开发本土性和创造性转化的原因所在。
《中国教育报》2008年6月6日第5版
